古代称生意人为“商人”。

“商人”一词来源于商朝。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以肉食品为例，从黄牛的养殖、贩运、屠宰、加工到销售的全过程，在商代时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

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姜子牙）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而且商代数位君王都修驰道，来便利天下物通。

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商朝的遗民又成了从事买卖业的主体。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到了春秋，郑恒公对周人很友好，并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另外，郑国地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但郑人反而借战争转运各国商品，从中在经济上大获其利，使其国富民强，显示了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商人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行商是走村窜寨沿途买卖的商人，坐贾是有一定场所、招徕他人来买卖东西的商人。

商人群体作为社会的客观存在，后来成为了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社会四阶层之一。久而久之，人们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商朝人以及商朝遗民就是做买卖的人。后来，人们简称商朝人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扩展资料

古代的著名商人有：

1、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

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又仗义疏财，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2、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

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后世商人把白圭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3、胡光墉

胡光墉，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