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公安部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的有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采取了“拿来主义”，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此，笔者认为，不宜“拿来”，应对其进行证据审查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

一、从事故当事人的情况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客观上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

二、从责任认定主体的情况看，《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同样须进行证据审查。客观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结论，与其它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权威性、客观性，表现可信度高，但这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它能否反映事故客观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实践经验，经办人员能否搜集到全面充足的现场材料，能否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反映事故本来面目的客观材料;

二是法律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经办人员能否把手中的材料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

三是职业道德因素，经办人员能否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秉公执法。

四是认定程序和取证方法，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文书的内容是否合法，不仅要主体合法，还要程序合法

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毋庸讳言，如机动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人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伤者这个弱势群体，也为了利于其自身更快捷地进行损害赔偿的调解工作，在划分责任时自然或不自然地向有利于伤者方发生偏移。

综上所述，这种受事故当事人的故意行为，责任认定人的故意行为或失职行为，而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其内容却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性。对此，笔者暂定义它为形式上合法、内容上不真实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作为理赔的证据，显而易见不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