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观点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一行为为标准，即不以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已经出卖为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只是提供了定性的依据，判断既遂与未遂，应以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当出卖的目的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应属未遂。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有明确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由三个阶段组成：手段行为，即拐骗、绑架、收卖;中间行为，即中转、接送;结果行为，即贩卖。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围内的拐骗、收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不论被害人是否被出卖，其行为都应为犯罪既遂。但是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主动放弃未竟的犯罪行为，从而未能完成其“分工范围”的犯罪活动，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确定犯罪是否既遂，应以某一犯罪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该罪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而不应一概把实现行为人的预期目的作为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将犯罪目的实现与否作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犯罪目的的有无，只是鉴别故意形式即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的标准。刑法分则对不同的犯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同是具有确定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有的还规定了结果，如盗窃罪等;有的仅规定了行为，如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前者的罪状表述是行为加结果，即当行为与结果都符合之，就构成犯罪既遂。

后者只要求行为与罪状表述相一致即为既遂，而不问牟利的结果是否发生。刑法分则有关罪状表述含有“以牟利为目的”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内容的，即便从条款的逻辑结构上分析，也只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直接故意，至于行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或结果有否发生，还应有明确的规定。如无明确规定，则为行为犯，反之，则为结果犯。同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表述，并无“结果”上的规定。因此，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罪六种行为的任何一种，就具备了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为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