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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争取缓刑怎样辩护比较好?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
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 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
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
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
(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
(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
(3)惯犯相对于偶犯。
(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
(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
(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
其实，刑事案件到底应该怎样辩护才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准确的来说，代理同样的刑事案件，但是律师个人的辩护水平的高低和代理经验绝对会影响到最后辩护的结果。再者说，身为专业的律师却不知道应该怎样辩护才有利于自己的代理人，对被告方来说，这样的律师是不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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