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分歧较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方某不构成重婚罪。持这一观点的也有三种不同意见,其一,认为方某与张某的事实婚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两人在居委会主任与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自行达成了分手的协议,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事实婚姻以及非法同居的解除明确规定采取何种方式,因此,不能一概否认该协议行为的有效性,即可以认为两人的婚姻已经协议解除,已经失去了构成重婚罪的前提。其二,认为方某是通过开具虚假证明的手段与马某领取了结婚登记,方某与马某的婚姻是无效婚姻,无效的婚姻不形成法律上的夫妻关系,故不构成重婚,应由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撤销。其三,认为本案在犯罪主观要件上不具备,方某在居委会主任与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与张某达成分手协议,这一协议虽然无效,但由于公民对解除婚姻的法定程序不够了解这一特定情况,方某在主观上产生了重大的误解,以为通过协议已解除了与张某的婚姻关系,在这种的情况下,方某的重婚行为充其量属于主观上的间接故意,而重婚罪的构成是以直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因此本案缺乏重婚罪的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故不应定重婚罪,处理时可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2月13日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5条解除后一婚姻关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方某与张某自1990年起同居至今,且双方同居时均已达到法定条件,已经构成事实婚姻。该事实婚姻的解除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只是方某与张某在居委会主任及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私下协议,因而该解除婚姻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方某与张某之间仍存在着事实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方某出具虚假证明与马某领取结婚证,虽然其领取结婚证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显然是故意隐瞒自己有配偶的事实而与他人结婚,这一行为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均已构成重婚。在处理时,应判决方某犯重婚罪,同时解除方某与马某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