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的特点：
1．主体的复杂性。
教育活动包括兴办教育、管理教育、实施教育、接受教育、参与和支持帮助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活动涉及到教育行政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农村集体组织）、学校、社会团体和几乎每个家庭和公民。这些公民、法人、组织都是教育法调整的对象，都在教育活动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和承担多方面的义务，从而使教育法的主体呈现复杂性。
特别应注意的是，作为教育法的主体之一的学生也是公民，学生是属于特殊群体，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他们由于年龄等原因，其权利能力（指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与行为能力（指法关系的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之间出现不一致儿童、少年在某些方面具有权利能力，但不一定具有行为能力，因此，对其更加以特殊的依据。其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的。我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即不论其民族、性别、职业、地位等何种差别，也不论其年龄是大是小，其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学生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具备权利能力，并不一意味着他能正确运用这种能力，要正确运用权利能力必须具有成熟的理智，能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才能在民事活动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2．调整范围的广泛性。
（1）从教育对象上看，我国宪法赋予了每个中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已经变成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行以来，每个适龄儿童、少年都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多数初中毕业生要接受普通高中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起，取消了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年龄和婚否限制，这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些教育活动中，接受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教育和培训的教育对象，都享有着教育的权利和承担着相应教育的义务。
（2）从调整的教育法律关系上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伴随着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入体制、招生就业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教育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如：在改革办学体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中，教育机构之间的协作、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办学，需要界定产权关系，民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管理者、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委托培养关系；学校内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学校与教师之间的聘任关系；高等学校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科研机构、企业之间基于“产学研”一体，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基于“产教结合”而产生的合作关系，金融机构与学生之间的学生贷款关系，国家留学基金组织与公派出国留学或来华留学人员之间的资助留学关系及相应的担保关系，教育机构与境外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合作办学关系，学校科研成果转化中的风险与利益分配，学校事故中的责任归属和赔偿主体认定，等等。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已远非计划经济条件下仅凭采取行政措施和政策所能解决的，这些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体系，充满着利益矛盾与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种利益关系只能以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加以调整。这是教育法调整范围的重要方面。
3．法律后果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
（1）注重保护受教育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可以说，全部教育法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是保护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一致的儿童、少年。对学生错误行为的处理主要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比如对不按时入学或流失的适龄儿童，更主要是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只要他们入学或返校就读即可，对他们本人并不进行处罚，而是要处罚其家长或其他监护人。
（2）注重保护教师的特殊职业权利。在教育活动中，教师享有《教师法》所规定的特殊权利包括教育权、教学权、科学研究权、指导学生发展权、带薪休假权、进修培训权等。教师对学生进行正当教育，而学生由于自身原因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教师不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如果教师有过错，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则要承担相应责任。
（3）注重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教育是国家的公共事业，学校是培养人的主要场所，教育法对之给予特殊的保护。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不得扰乱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备。对违反者，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一般应该从快、从严，体现学校正当权益的特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