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作为可撤销的原因，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撤销权是否行使，当事人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可撤销合同往往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合同法》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作为可撤销的原因，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撤销权是否行使，当事人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可撤销合同往往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这种行为的后果，放弃行使合同撤销权或者长期不行使撤销权，人民法院对此应该是“不告不理”，承认合同的效力。因此，合同的撤销必须通过撤销权人主张撤销权来实现，否则依《民法通则》59条之反面解释，可撤销行为于撤销前则属有效。(一)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大陆法认为，合同撤销权的主体为法律着重保护的一方当事人(如受欺诈人、受胁迫人、发生误解的当事人等)，另一方当事人不享有此项权利。我国《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主体采取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作法，采取区别制。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因下列原因而导致合同可撤销的，其撤销权的主体为双方当事人：a.因重大误解订立的;b.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因下列原因而导致合同可撤销的，其撤销权的主体为受损害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但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将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签订合同的撤销权，赋予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悖于设置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因为设置撤销权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受损害方的权利，同时根据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的特点，撤销权的设置也要尊重受损害方的意愿。受损害方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出发，申请撤销;也可以放弃权利或利益而不申请撤销。如果说将撤销权也赋于另一方，这样有时显然会违背受损害方的意愿，无异于又将其意志强加于受损害方。况且有时主张撤销，对受损害方可能更为不利。因此，在完善我国有关民事立法时，对于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签订合同的撤销权，也应规定受损害方或有瑕疵意思表示的一方享有撤销权。具体而言，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误解方享有撤销权;对于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受损害的一方或不利益的一方享有撤销权。(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由享有撤销权主体资格的人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提起请求，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立案、审理并作出撤销合同的裁判;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不一定必须通过诉讼、仲裁的方式。如果撤销权人主动向对方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对方未表示异议，则可以直接发生撤销合同的后果。如果对撤销问题双方产生争议，则必须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裁决。因为合同撤销权在性质上也属于一种形成权，因而根据形成权的特点，撤销权的行使，为撤销权人单方的行为，无须相对人表示同意。另一方面，《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机关予以撤销”并不能等同于“应当或必须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机关予以撤销”，前者是种授权性规范，后者是强制性规范，“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并不排除撤销权人可以直接向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并能产生撤销权的效力。对于当事人如何行使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或变更权，海峡两岸的学者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按照我国台湾学者的观点，对于获暴利的合同，法院得因利益关系人的申请，撤销该合同或减轻其给付;如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减轻给付的，法院不得撤销，反之于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的，法院可酌情撤销或减轻其给付。而我国大陆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合同法应废除所谓可变更的制度，宜采取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通行作法，即对于可撤销合同，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只能主张撤销，而不能主张变更。同时可借鉴瑞、意民法及英美法律中的错误订正或更正制度。我国《合同法》在立法上采用了台湾学者的观点，即当事人申请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三)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合同法》为了平衡和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赋予了当事人撤销权，但撤销权的行使并非是无时间限制的权利，它有着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间。如果撤销权人在该期间内未行使撤销权，则其撤销权消灭，当事人不得再以存在撤销事由为理由，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合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该撤销权行使的期间是个除斥期间、不变期间，不发生任何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后果。但是，《合同法》与《民法通则》在撤销权行使的起算点上是有所出入的。根据《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1年，其起算点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而根据《民法意见》第73条第2款的规定，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作出如此的规定，并非将撤销权行使期间的性质改变为诉讼时效，而是基于《合同法》在合同撤销的原因上，采取了广义的规定，把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确定为合同可撤销的原因。这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两种可撤销行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有所不同。就欺诈而言，在实践中，因受欺诈订立的合同往往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受欺诈一方不可能在行为成立之时即发现对方的欺诈行为，如仍以民事行为(签订合同)成立之时作为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无疑对受欺诈一方是不公平的，这样的规定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因此，《合同法》将撤销权的起算点规定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是合理的。《民法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而《合同法》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订的，其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此，在实践中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另外，根据《合同法》第55条第2款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撤销权属于民事权利，其是否行使取决于权利人，权利人当然可以放弃其撤销权。要在现实生活中的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当然具体问题要我们具体是分析。